伴随贿赂的社会浪费在于行贿的交易成本、院外说客的酬金以及官僚们为被安置在能收受贿赂的职位上进行竞争而消耗掉的时间和金钱。然而，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寻租所造成的社会损失远不止这些。
布坎南将寻租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分为三类：一是保持垄断地位的支出；二是政府部门对这类支出作出反应的努力；三是寻租行为所引起的第三方的各种扭曲行为。它们包括如下内容：寻租者所作的努力和支出 寻租者所作的努力和支出是指这些企业和个人为了获得垄断地位，而向政府开展各种游说活动的支出费用，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
例如，一家生产和销售钢材的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特许或资助，会专门派一些能说会道的律师或社会活动家帮助自己开展寻租活动，甚至会用礼品和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寻租者进行这些活动所花费的资源，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财富的净损失，一种资源浪费。“政治创租”所需的费用 “政治创租”所需的费用包括政府官员为获得潜在垄断者的支出或对这种支出所作各种反应的努力。这是因为，一方面，想利用政治权力获得好处的人，他会主动地寻找能带来租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花费的努力，不仅是资源的浪费，更是对政治权力的侵蚀和扭曲。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及其官员都很廉洁，但他们针对寻租者的反游说、反行贿仍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造成垄断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扭曲资源配置也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对消费者来说，寻租企业会把其寻租成本转化到产品成本中，从而最终转嫁给消费者；而对于其他企业，他们为了也从政府政策中捞取好处，必然会展开寻租竞争，这样也会引发第三方资源配置的扭曲。 寻租行为所导致的交易成本、院外说客的酬金以及官僚们为被安置在能收受到行贿的位子上进行竞争而耗费掉的时间和金钱，对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资源浪费。这种浪费有时甚至是惊人的。如A．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举出了两个典型的国家，印度与土耳其，并估算了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政府过度干预所形成的租金数量。结果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寻租行为带来的社会资源浪费是十分惊人的，分别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和15%左右。
寻租不仅造成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低效，而且也会引起收入的重新分配。在寻租活动中，受到损失的是消费者和不成功的竟租者以及寻租的受害厂商。消费者因垄断支付更高价格而获得了较少的商品，损失了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不成功的竟租者耗费了一定的资源而未得到任何回报；另有一些厂商可能会因寻租活动而支付额外的成本，比如承担更多的环保税等。
寻租的受益者除了成功的寻租者之外，还可包括政府或政府官员和有特殊才能的人（如律师、经济学家和院外活动家）。这种冉分配有利于社会经济中的强势群体，而不利于弱势群体，因而也是社会再分配的不良后果之一。 政治异化的社会成本在社会成本的意义上，寻租对政治经济体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寻租总是与政府的政治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扭曲资源正常配置的同时，对政治生活也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寻租行为对于政治权力而言，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异化和蜕变，从本质上讲，它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对于政府来说，它也是政府发展的一个毒瘤，如果任腐败发展，将会导致政府的灭亡。正如詹姆斯·哈林顿所言：“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 总之，寻租作为一种“直接的非生产性活动”，它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了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效应，而且破坏了政治秩序和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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