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收票据也是货款结算的方式之一，其背后主要是以商业汇票（以下简称商票）为基础。前面提到了，其不是基于合同，且一般来讲可能没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用商票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解决信任的问题。商票可以看成是现金的替代品，因为其可以贴现换取现金，也可以背书转让他人，本质上就是当成货币在流通。
商业汇票又分银行承兑汇票与企业承兑汇票。这只是承兑人的差异，但是因为银行的信用等级更高，所以如果承兑人是银行，其风险就更低。不过更常见的应该还是企业承兑的汇票，企业将汇票开给需要付款的供应商，供应商拿票后，可以直接找银行申请贴现，如果企业账上有钱，银行在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及扣除贴现息之后，将剩余的款项交给持票人。当然持票人也可以到期再去兑付，这样就可以享受票据的由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银行与持票人之间的关系依合约而定，持票人将票据交给银行，可以采用卖断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具有追索权的方式，一般来说，后者意味着票据兑付之后，银行依然保有对于持票人的追索权，如果票据到期后，银行无法从承兑人账户上扣钱，那么其就可以将这笔钱从持票人的账户中划回来。当然如果合约规定是卖断操作，票据无法兑付就与持票人无关了。剩下的变成了银行与承兑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了。
以商票作为货款结算，是对现金的替代，但是为什么会多出这么一个结算方式呢？本来要么以银行存款直接付款，要么采取上一部分分析的应收账款来结算，为什么在经济世界中，多出一个看起来是多余的应收票据结算呢？
我觉得答案一定隐藏在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的差异之中。应收账款结算的基础是交易双方有着长期的合约作为基础，已经形成了稳固的交易关系，这样就无需其他信用作为支持，交易双方之间形成的信任关系已经足够支持交易的持续进行。但是如果交易双方的关系并非是长期稳定的，对于采购一方来说，用一张由银行承兑的汇票会更好地消除销售企业的怀疑，更容易建立交易关系。而且，即使是企业自己承兑的汇票，只要企业的信用足够，也相对于应收账款，更为容易达成交易。
此外，我们发现，应收账款的形成往往在于主机厂与经销商之间，这是站在主机厂立场的应收账款，而应收票据则往往发生在采购方与供货商之间，是站在供货商角度来看的应收票据，对于采购方来说，就是应付票据了。二者的适用范围在真实的经济世界中确实有所不同。当今社会，是一个信用社会，所有的生意与交易均是依托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商业信用的存在，也使得货款的结算方式变得多种多样，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两种。还有一点，票据本身容易进行背书转让，事实成为在供销产业链中的典型支付手段，进而可以加速企业的资金周转，特别是对于主机厂来说，其勾连着上下游，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商业汇票更好地完成交易。我们也举个例子来分析一下应收票据。
以上是长安汽车2020年报附注中列示的应收票据的具体情况。这个应收票据的规模是相当大的。2019年底是268亿元，2020年底是283.7亿元，从规模来看，略有增加；不过这个增加之中主要是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性相比于银行承兑来要差一些，所以从这角度来看，长安汽车2020年商票的风险增加了。
此外，从长安汽车披露的汇票细节来看，还有一项是已经质押的应收票据，这一项显然是长安汽车公司已经拿手中的汇票向银行申请了贴现，贴现金额总计数2020年相比2019年有着巨大的增加，增加近42亿元，从构成来看，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增加了28.5亿元。从贴现占比总商品的比例来看，2020年相比2019年也是大幅增加，2019年的比例是11.66%，2020年的比例是25.8%，翻倍有余。联系到前面公司货币资金2020年相比2019年增加200亿元，贴现增加部分达42亿元，这可以看成是票据提前贴现带来的货币资金的增量。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长安汽车2020年底货币资金为何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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